打捞愤青真愤青应谨防被假愤青利用覆盖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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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愤青”是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喧嚣、抢眼的一群，他们在背景不断转换的历史舞台串场已久，在今后的台面上他们还将作风云表现。然而，愤青是什么人，愤青的表现和 特点怎么样，愤青能做什么、能产生什么后果……诸如这些基本问题，却很久未见学术式、系统化的认真研讨。近日廖保平先生推出新书《打捞中国愤青》，看过之 后，觉得中国学界在“愤青研究”的领域，往前迈进了一大步。

愤青群和愤青现象客观存在。虽然对“愤青” 要做出个准确定义很不容易，但在具体时段、具体事件中，这一群的观点与表达还是稳定、鲜明的。这是旗帜鲜明、错误鲜明的一群，“中国愤青是对盲目爱国、狂 热排外、愚昧自大、鼓噪鲁莽的非理性群体的统称，其中主要指狭隘病态的民族主义者”———结合自己对那部分人的观察，也根据我对络上大量谩骂作品的直接 体验，我看廖保平先生的这个“愤青定义”相当准确。

我一直认为“定义是思维和学术的皇冠”。对 自己有文采展示或得到读者热捧的文章、语句，我并不看重，但对自己提出的站得住脚的新概念、新词汇或者“重新定义”的东西，那就有些自恋了。训练有素的研 究者和思想者心里清楚，成立的定义是系统深入研究的结果与归纳；定义创新的能力，不仅标志着头脑的效能，也说明了资料占有的翔实和研究者具备刻苦、严谨的 学术品格。

要说抓愤青主要特征，我想特别指出的，一是 看他们貌似勇敢的对外的“暴力主张”；二是看他们帮外国选民爱国、专骂外国元首的积极大胆表现；三是看对国内民生、本地政务做缩头乌龟的老实态度。有的人 虽怀有民族主义热情，而在国内公共事务方面却勇于担待，对这种人，我认为他们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，不主张将他们划归于愤青行列。

对愤青这一群，我谈不上鄙视，和自己小时候的愤相比,当今愤青只能算幼稚园小班。不过我也确实没有廖保平先生那样的“打捞愤青”的好心肠，打捞愤青主要是愤青家长、亲朋好友迫切需要做的事，愤青个人身边缺少头脑清醒的人物，算他们比较倒霉。

幼稚的愤青仅为达成宣泄，而老谋深算的假愤青却是为了在“群众运动”中获得一次投机的机会。真愤青往往是被假愤青操纵利用的，真愤青没计算而乱泄愤，假愤青有计算而有节有控，所以吃亏的多是真愤青。这是通常情况，当然也有“真诚愤青”不投机的例外事件。

2005年间，中国发生过一场愤青潮，许多 官方站置顶鼓动帖子，站内和短信发个不停，让许多人误以为上街排外是官方在背后授意或默许的行为。那时我接到不少信息，问我“出动”可不可以。除了 对我认识的个别人明说绝不可以之外，我一概都不搭理。我虽然明知道他们将面对什么却毫无表示，因为我认为，愤青的改变，主要靠他的生活经历、亲历事实来教 训。

那次愤青的活动引发了权力的高度关注，官方起初断定其背后必有某种势力操纵运作，于是开展了深入调查。调查过程和效能无可置疑，但调查结果却让官方人士跌破眼镜———幕后黑手找出来了，任何组织机构都不是元凶，所谓的黑手、领导人、策划组织者：一个16岁的孩子。

愤青现象，也是一种经济现象。在民营企事业 发展强劲的地区，愤青群势单力薄，而在民营企事业艰难窘困的国富民穷的地区，极端狂热的民族情绪则颇具“市场份额”。这里似乎有个悖论，似乎越穷越爱国。 其实不难理解，大规模的民营活动，切实提高着国民素质，其普及思想方法的作用，是若干高等学府无法企及的。

愤青现象是一种不良教育现象。且不说决定了 理性、人格发育不良的教材和教育方式，我们的教师群本身就不合格。我们不像有的国家那样，用最优秀的人才对后代传递人类文明成果，我们的教师在能力竞争的 过程中，不是优胜的群体，他们亲历的贫困、屈辱和焦虑，决定了这个群体气量、视野的狭窄和胆识的欠缺。教师群尚且如此，后代“粪粪”层出不穷也就不足为奇 了。

过去的汉奸，帮外族欺负同胞，现在的愤青， 直接欺负同胞，并把汉奸的帽子随意给别人扣在头上。举着国旗，喊着爱国打平民、砸外国车，再用外国相机记录下来，他们觉得就可以畅行无阻，权力和“万民” 就该支持他们了，所以称其为“脑残”有道理———那叫什么爱国呀，不管在国内还是国外，那分明是犯下了治安案子或刑事案子。

“作案分子”需要挽救，多一些廖保平式的“捞愤分子”是好事。看好书、听真话当然有好处，但，被洗过的脑，最终还要靠自己“洗清楚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