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们为什么关注王书金案美食美食

王从2006年开始书金案已经落幕，但鉴于舆论仍对聂案存疑，则无论是提起法律再审程序，还是以公开回应媒体的方式，河北高院都应该以恰当的途径就聂案对公众作出说明，以化解公众的质疑。否则，如果聂案最终只能作为悬案沉入记忆，则随时都可能被唤醒，再次给司法公信带来伤害。

众所瞩目的王书金强奸杀人案，终于以王书金被判死刑而终审落幕。但是，围绕这一案件的各种质疑、争议仍将存在，与这一案件密切关联的聂树斌案，也注定不会就此淡出舆论的视野。

从王书金于2005年被捕至今，历经8年而迟迟不能落案，其根本原因不在于王书金案多么复杂，而在于王书金对一桩强奸杀人案的供述，使另一桩已经结案且执行死刑多年的聂树斌案，出现了 一案两凶 的吊诡局面。由此也引出了聂案可能是一桩错案的质疑 如果王书金如他所供述的那样是聂案的真凶，则聂树斌一定是被错杀；反之，如果王书金并非聂案的真凶，则舆论对聂案的质疑，就失去最重要的依据。

如今，王案已经在法律上走完了所有程序，王书金并非聂案真凶的结论，也在终审判决文书中被确认。由此，曾经因 一案两凶 而引发舆论广泛质疑的聂案，可能因为失去最有力的支撑而不再具备重审的可能。

但即使王案已经在司法程序上结案，即使聂案很难再次进入司法程序重审，公众对聂案的质疑和追究，却不会就此结束。日前已经有律师提出，即使王书金被认定不是聂案的真凶，对聂案中的诸多证据疑点也应该继续追究，否则便无法说服公众相信聂案确实不是一桩错案。

公众对聂案 穷追不舍 ，并非对司法机关的刻意质疑，而是出于对司法公正的渴求，对可能出现的错案的恐惧和质疑。而除了尚未确认的聂树斌案之外，已经被确认为冤案的佘祥林案、赵作海案，都证明公众的这种担心绝非多余。

现代社会，法律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堤坝，也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的重要手段。而很长时间以来，在我国的法律观念和司法实践中，司法往往被视为治安手段的工具性延伸。快抓、快审、快判的办案指导，和所谓 命案必破 的硬性要求，都是试图在司法为治安服务的思路下，以雷霆手段给犯罪分子以足够震慑，给守法百姓以充分的安全感。

但是，如果不能杜绝佘祥林、赵作海式的冤案，或聂树斌式的存疑案件不能在充分释疑的基础上，让公众解除疑惑，则守法公民对自身遭遇错抓、错杀的担心就很难消除，试图给予公民安全感的法律，反而因其不确定性而给公民带来恐惧。

近期，最高法负责人关于 宁可错放，不可错抓 的讲话，和针对纠正错案推出的一系列措施，都表现出司法观念转变的良好迹象。薄熙来案的公开审理、微博直播，和判决书的详尽说理，也让人看到司法实践中改变工具性思维，使司法回归法律的努力。

法律是现代社会秩序的根基，公民本能地希望法律是公正和可信的，希望能够把提供社会正义的任务，放心地交给司法机关。反之，如果公民对每一件重大案件，都充满质疑、追问，其付出的社会成本早晚将为公众和社会不堪承受。目前，社会舆论对司法现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信任，对司法机关的司法公信和审判结果不断提出质疑，正是这种不堪重负的焦虑的反映。这种焦虑既对司法权威带来挑战，却也从中可以看到公众对司法权威的渴望。

王书金案已经落幕，但鉴于舆论仍对聂案存疑，则无论是提起法律再审程序，还是以公开回应媒体的方式，河北高院都应该以恰当的途径就聂案对公众作出说明，以化解公众的质疑。否则，如果聂案最终只能作为悬案沉入记忆，则随时都可能被唤醒，再次给司法公信带来伤害。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