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涯小说老革命周春江

三月份，我去北京参加一个短篇小说研讨会，在会上见到北京大学文学系的的博士生导师陈小明老师。他说，你的王庭柱写得很不错。此前就这篇小说，中国作协的胡平老师，《小说选刊》的杜卫东老师，已经以不同的方式表扬过我。激发了我要把这个挂职系列写下去的热情。王庭柱是我另外一篇小说里的人物。其实那篇小说，开始我投给了一个大型文学期刊，某主编打给我说，这部作品长得不像个小说，不知道怎么用。这让我相当迷惑，我知道，虽然他没有说出小说应该长成什么模样，但一眼就能看出什么长得不像小说。不过这篇小说另外一个刊物发出来后，被《小说选刊》、《小说月报》等多家选刊选载了，好评颇多。

说实话，关于小说的写作，最近一直困扰着我。刚开始写作的时候，下笔万言，倚马可待；可越写越胆怯，就像一个车手一样，刚开始肆无忌惮，开着开着就胆怯了。就是在这种背景之下，我去了一个县挂职当副县长体验生活。我就是在那里认识“王庭柱”的。

我这次到北京来还有另外一个任务，替老干部周春江申诉。在挂职期间，每个人还要联系一个老干部，据说这是我党珍惜革命财富，充分体现民主的一个重要举措。过去我知道，老干部退下来之后，还可以到一个专门机构工作，那个机构叫顾问委员会；后来虽然取消了，但老干部还得参政议政，所以现任班子的领导干部，从书记县长到每个副职，都要联系一个老干部，一方面倾听他们的意见，一方面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。总之，不要让他们找事，或者他们找事的时候，不能闹事。

我联系的这个老干部周春江，过去是县委副书记。他是1950年初参加革命的，按规定，1949年10月1日以前参加革命的算离休，而那之后的算退休。离休和退休虽然一字之差，但是待遇却差很多。他的情况说起来比较复杂，虽然他错过了1949年10月1日这个期限，但他是在海南岛参加的革命，海南于1950年5月才解放，按规定离休日期可适当延长到解放之日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按照他在海南参加革命的时间，算离休；如果按照在家乡参加革命的时间，算退休。他参加革命的过程也挺复杂，他和哥哥去海南岛贩白胡椒，解放海南的仗打起来后，与大陆的交通中断了，他哥俩为了混碗饭吃，一合计就参加了解放军。仗打了一半，他哥被一发炮弹切去了左边的胳膊腿，部队本来想把他送回后方，但他哥眼看生命不保，非要回家埋到自家的祖坟里不可，无论如何不能死在外面。连长做他的工作，他就揣着一颗手榴弹，说如果不让回家，他就自己炸死自己。后来连长批准他把哥哥送回了老家。等他再回海南，海南岛已经解放，成立了海南军政委员会。他参加的那个部队，他既不知道番号，也不知道连长的名字，只知道他叫潘连长。找了半个月也没找到，所以只好回了老家，重新参加革命。

就这个事儿，他退休后与各级组织和信访部门打了不少嘴官司，而且也成为了我县信访工作的一个热点。进入二十一世纪后，和谐社会建设日益提速，各地对信访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严。这次我借到北京开会的机会，帮他到国家信访局讨个说法，免得他到处乱跑给省市县惹乱子。

参加完小说研讨会，我直接去了马家楼国家信访局接待中心。下车一看，万把人挤在那么个小地方，黑压压的一大片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想过去老北京在新街口斩杀犯人，热闹也不过如此吧。想起这个来，我又记起顾城在一篇文章中说，他这辈子就想做个新街口的杀手，既可以杀人，又可以以国家杀手的名义免除。后来这个先锋诗人在新西兰斩杀妻子谢烨，不知是为了圆梦，还是憋了一肚子的委屈没有地方诉说才出此下策。在马家楼站了一会儿，我打找北京的朋友求助。朋友说你别在那里等，还是去国家信访局办公地方吧，在月坛南街，中国造币总公司的隔壁。听完他的介绍，我在车上乐了半天，心想，把这两个单位规划在一起，绝对是决策者们深思熟虑的结果。你想想看，国家造币总公司是专门制造麻烦的，而国家信访局则是千方百计消除麻烦的，这可真是不是冤家不聚首。最近到县里工作后才听有人说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还是要靠人民币，其实再往根子上查一查，人民内部矛盾还不都是人民币惹出来的？

二、棋友

这个周春江是个老倔头，之所以把他推给我，一来我是外来的，与他没有过节；二来我是个女同志，他说话再难听也得有所顾忌。分工我联系他后，我往他家打过三个。第一个是他老婆接的，我在里给他老婆说明缘由，他老婆说，这不是里说的事儿！然后砰一声就挂断了。第二个是他接的，他说，你也甭给我讲大道理，这理儿从我哥为新中国捐了胳膊腿儿那阵子我就想通了。你能帮忙你就帮点儿，要是真帮不了你就闪开，我自己来！第三个他的口气才有所缓和，说，你每周六下午到锅炉房找我吧，我在那下棋。

按他们的说法，他退下来后忽然变成了两副面孔，一副面孔是对组织的。他当县委副书记的时候，从没给组织上提过任何个人要求。要说像他这种资格的老干部，早就该提拔上去了，可每一次提拔干部他都是让给人家，说，我这文化不行，让我上去尽是作难。他基本上没怎么读过书，开会做笔记每次都是把一个笔记本用完，每页只写三五个字，都像鸡蛋大小。他退休的时候，光笔记本装了满满两卡车。共产党的会多不多，问问那天去他家收破烂的人就知道了。开会让他念稿子他又不怎么会断句，比如念“我们的工作”，念到“我们——”，他就用指头点住，开始自由发挥讲其它事，从司机不知道节油，讲到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倒台，陈芝麻烂谷子讲了一大堆，然后又回头从“——的工作”开始念。一篇稿子念完，他满头大汗，还要补一句“可算完了！”秘书提醒他说，最后这一句今后不要说了，而且“完了”听着也别扭。他说，你们他妈的别扭个毬！我读个 稿子明知道也没人听，比杀个国民党都难！可是如果不让他念稿子，光讲具体事，虽然理论上上不去，但讲得头头是道，大家都爱听。

退下来后，他给组织上提的惟一的要求，就是自己的离退休问题，说这个问题不解决，县委就不得安宁。这样威胁的话语出自他口，让县委书记既非常吃惊又特别不受用。县委书记说，周书记你咋一下去就变脸了？他说我不是周书记，我是周春江，那个副书记是你的，周春江是我自己的。过去是给你干，现在是给周春江干。不该得的我不要，该得的我绝对不让！县委书记说，你的这个离休问题，从情理上说绝对应该解决，但是没有证据嘛！他一下子跳了起来，说，我哥丢在海南岛的胳膊腿儿，算不算证据？

他的另一副面孔是对平头老百姓的，在大街上不管见到谁，逮谁给谁聊。有时候人家买菜急着回家，他就边走边跟人家说着话，陪着人家过了几条街，话头还没说完，说下次咱们再好好聊聊。有时候人家去他家串门，说不了三两个小时根本走不了人。好不容易出来了，他送人家到门外，站在走廊上还得饶上半个小时。大家都说，老周心态好，能活个大寿限。他说，反正我这命也是拣回来的，那时候说是把我哥背回来了，其实也是把我自己的命背回来了。要留在海南，十有八九回不来。

他让我每个周六去锅炉房找他，是因为他到周六雷打不动地去锅炉房找后勤陈耀金下棋，据说这棋已经下了十几年，也没分个胜负。陈耀金原来是农村户口，接他爹的班上来的。他爹原来跟着周春江当通讯员，1975年，中原地区遇到了一次千年未遇的大洪水，他爹陪当时是公社书记的周春江看守水库大堤，眼看着守不住了，周春江还是不让撤。他爹趁周春江解大便蹲下的时候，一条麻袋套他头上，扔肩膀上把他扛上了山。他们走后半个小时，水库垮坝。后来周春江当了县委副书记，把他爹安排在县委办公室管后勤，说，我不退休你也甭退，县委办的后勤交给谁都没交给你放心，全县没人不知道你的手最干净！他爹说，我要是不干净，耀金还会在农村种地？听了这话，周春江知道他的心病，就让他退休回家，儿子陈耀金接班进城。陈耀金进城之前，本来在农村有个老婆，进城后休了。休这个老婆得到了周春江的赞同，他说，像这种不孝顺父母的东西，留在家也是祸害！陈耀金后来又娶了一个，也是离婚的茬儿。他俩各带了一个孩子。他的孩子叫星儿，她老婆的孩子叫马子，然后俩人共同又生了一个叫高台。俩人刚结婚那阵子，好了就好个死，闹了就闹个死。好的时候，下了班，他骑着自行车，前面车杠上坐着星儿和马子，后面车座上坐着老婆，一路小曲儿就去赶夜市了。他在前面一边唱《爱情三十六计》：“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要爱就不要跑。”一边拿着老婆的手，摁在自己的腰上揉搓着。闹的时候，风生水起，不掂着刀撵半条街不算拉倒。俩人大喜大悲地折腾了一年，高台哇哇坠地。按道理这个孩子违反计划生育政策。县里准备处理他，他就去找周副书记。那时候他跟周副书记就是一对儿恩恩怨怨的棋友，有时候周副书记赢不了他，就一推棋盘说，妈拉个逼，看我下次不好好收拾你个孬种！他也没大没小，说，你这老头再胡说，今儿个我把水烧到八百度，明天非开你的追悼会不可！说是这样说，因为他爹的关系，他在周春江这里也跟半个儿子差不多，老周家里的粗重活计，他两口基本承包了。这次事儿他找到周副书记，周副书记正在给俩人说工作，一看他进来，就对那俩人说，你们走吧，我还有事儿，你们明天再来说。接着他们俩就拉开棋盘，战得昏天暗地，他也忘了找周副书记说什么了。过了吃饭时间，他老婆找到周副书记的办公室，在门口喊道，孩他爹，你赶紧吧！你赶紧吧！他说，赶紧啥呀你这个傻逼？他老婆说，家里出大事儿啦！他说，谁在咱家后院埋地雷啦？他老婆说，不是地雷，是地震。你那星儿打我那马子了，把咱那高台吓得要死要活的，你看这咋办！说着说着，她也进办公室了，胖胖的脸蛋激动得通红，一脸的雀斑都淹没在油腻腻的红晕里。周副书记见状，把棋盘一掀，说，你这小子我还正准备找你算账哩，你们闹到我办公室里算啥事吗？他说，你要想处理我你就处理吧，我天天带仨孩子蹲你门口要饭吃！周副书记说算算算，我也难断你这家务事，你把你的星儿送回你老家，她把她的马子送回她老家，就留下你们俩的高台，我好说话，行了吧孬种？

三、去南方

改革开放后刚恢复县政府那阵子，周春江任政府副县长。在此之前，他是县纪检委书记，那时候的纪检委书记是正县级，之所以把他从正县级降到副县级，是因为他当纪检委书记期间，有一次下乡查一个案件，工作结束后他到过去联系的一个农户家去，临走的时候拿了人家几个茄子，一把青菜，还有一罐自酿的蜂蜜。这事儿现在说起来，简直是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典型，可在当时不行，这就是白吃白拿老百姓的。要说他对这个联系户非常好，逢年过节都要亲自或委托别人送些吃的用的过去。但党的政策历来是钉是钉铆是铆，对联系户好是应该的，这是党员领导干部最起码的觉悟。拿人家的，再怎么也说不起嘴，而且，违纪。

当了副县长的周春江负责农林水等工作，这是他的强项。他天天蹲在田间地头，按下属的话说，好像一天闻不到大粪味儿，他这个县长就当得不踏实。这让他分管口上的干部苦不堪言。跟着他下乡的局长们如果抱着葫芦不开瓢，他就故意问他们农业生产技术，局长要是说不上来，不管面前有多少人，他会马上抹下脸子，把人家批评得头不是头脸不是脸。如果这些局长们对农民指手画脚地瞎指挥，他更是火冒三丈，大骂道，人家农民种了几千年地了，你四体不勤五谷不分，知道个毬啊！这还不是最难受的，如果他出差，喊谁谁都推说有事，不愿意跟着他去。他出差有一个规矩，住宾馆拣车站附近最便宜的，吃饭的时候只准点一个菜，如果吃着不错，就再点一个这个菜，吃着不好吃才能再换一个。所以跟着他出差的人，等陪他吃完了，再偷偷出去吃一顿。他退下来之后，有一次去省城看儿子。儿子在省政府一个重要部门当处长，中午给他点了一桌子菜。他一看大发雷霆，一口饭没吃站起来就走，说，咱家出你这样的败家子，算是跟监狱挂上钩了！那公家的钱长的都有牙你知不知道？总有一天会咬死你！儿子也不敢给他犟嘴，只好自己掏钱把菜打了包，放到冰箱里吃了一个星期。

有一次，他分管口上的几个局长给他提意见，说，周县长，人家各个单位为了学习先进经验，都到南方去考察，你什么时候也带我们去开开眼界？他说，开啥眼界？还不是为了转一圈旅游啊？我不相信谁种地能种到天上去！后来还是分管的副书记劝他说，老周，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抓工作，是该学习学习先进地区的经验了，否则我们的农业会越抓越小。这次我们俩带队去南方考察考察，学学人家的先进经验。他勉强同意了，但是有一个条件，既然去看农业，那就去人家农村，不能到城里去。所以虽然到南方转了十来多天，还是跟在家里差不多，天天蹲在人家地头，像一群流民。考察结束的时候，大家提出来，这辈子没到过广州，回去的时候路过，我们进去看看吧。副书记也说，广州市的城市观光农业搞得也不错，还是去考察考察吧。他们在广州转了一天，没看到人家的观光农业，高楼大厦里姑娘的腿肚子倒是看了不少，这让他本来就窝了一肚子火。晚上安排住宿，房间里冷气开得特别大，他也不知道怎么调。开开门找服务员，走廊里连个鬼也找不到。他想，这他妈连我县委招待所的水平都赶不上，我那招待所，服务员就在门口候着，看见人不喊叔不说话，哪敢擅离职守？他找跟他一起来的人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他们把他送回来晚上都跑出去“考察”去了。更可气的是，他床上只有白花花的一床褥子，连个被子都没有。洗了洗澡，又累又困，只好把裤子衬衣搭在身上睡了一宿。第二天起来，他流着眼泪鼻涕，对着办公室主任破口大骂，说他们捉弄他，安排的房间没有被子。办公室主任过他房间看了看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原来人家宾馆的被子四个角都压在床垫子下，他拉了拉没拉动，也不敢乱动了，只好躺在床罩上睡了一夜。

共 12 91 字 页 转到页 【编者按】应该说，这是一篇非常朴实的小说，无论语言、叙事、基调，都没有花样，相当平和本分，看不出作者在这些方面有多少野心。那么是什么吸引着我？应该是作者要讲的那些理，或者是老革命周春江退休后使劲要掰扯清楚的一些理。 “……我革命了一辈子，当了二十多年的县领导，你们就让我找不到党中央，人家普通老百姓到哪里去找？……我们让老百姓跟着我们闹革命，闹到最后我们在哪里都不敢跟老百姓说，到头来怎么向老百姓交代？” “……我就害怕像我的父母，像我哥，像我的那些同事那样，死了就死了，错了就错了，你能怎么的？” “……这事说白了，没有一个人会考虑怎么对我负责，也没有一个人会考虑怎么给我一个交代。我一个党的领导干部都这样子，人家老百姓的事谁会去负责？” “……世界上哪有咱们这么好的老百姓啊！如果连这样的老百姓我们都对不起，怎么给历史交代？” 正是这些理让老革命周春江退休后无法安度晚年，他着急、闹心，只好用一些显得有些无事生非、不识时务甚至有点胡搅蛮缠的不是办法的办法，企图去掰扯清楚这些理。 周春江干嘛要急着掰扯这些？ 周春江虽然是位老革命，但当年加入革命队伍的原因却只是为了能混碗饭吃，可一旦加入进去，确实感觉到这支革命队伍的好，革命的好——普通人的利益有了保障、人格得到尊重。这种对革命的信仰不是来自抽象的理论灌输，而是来自真实可触的生命经历。从此他铁了心要和革命在一起。解放后做了县长，更是全心全意、不舍气力地踏实工作，哪怕很多时候显得有些不识时务。革命信仰成了一种生命观念。 但这位老革命却逐渐感觉到这支队伍的变化，很多现象和观念对他的革命性形成了挑战和冲突。他不理解，不甘心，他要找回昔日的那种革命状态与传统。所以他急，他怪，并因此成了有干扰当下社会秩序嫌疑的不安定因素，受到现任革命们的“联系”（监控）。 这可不就是茹志鹃在六十年代创作的《剪辑错了的故事》的当代翻版？！ 一位经过革命锻造、皈依了革命的革命人，在革命传统已经严重缺失的时代，当然只能成为异己。 这已经不是六十年代的老革命们的特定经历，俨然成了一种几代革命人不仅无法摆脱、而且愈陷愈深的残酷而荒诞的梦魇。 我想我理解了老革命周春江的焦虑，作者邵丽显然理解得更为深切，所以她的笔触才能显得如此平和。这些理要辨明实在太难，不能不急，但也不是急能解决的。 所谓理不辨不明，这么多理总得有人来辨，周春江豁出一把老骨头去辨，邵丽用她的笔试着去辨，读者也会去辨……——玉树临风【江山部·精品推荐】